我曾不止一次講過三十年前的事：索爾仁尼琴著《古拉格群島》中譯本出版，內部發行，限副局級以上干部憑工作證購買。我所在的報社是局級單位，央求一位不很熟悉的領導同去東長安街的群眾出版社讀者服務部方才購得一套。當夜開讀，時為嚴冬，感覺如冰水澆背，讀完竟大病一場。
近日我又讀了安妮•阿普爾鮑姆著《古拉格：一部歷史》。微博上有人提及這本書，卻與索爾仁尼琴那本弄混了。也許先得說明一下兩部作品有何區別，讀過《古拉格群島》之后再讀《古拉格：一部歷史》還有什么意義。
以作者身份論，索爾仁尼琴是古拉格的幸存者，阿普爾鮑姆是美國的歷史學家。以寫作態度論，前者激越，后者冷靜。以寫作時間論，《古拉格群島》一九七三年十二月首次在巴黎出版，正值古拉格的“持不同政見者時代”；《古拉格：一部歷史》面世于二○○三年，當時古拉格已不復存在，而且，正如作者所說：“到彼爾姆政治犯勞改營終于在一九九二年二月永久性關閉時，蘇聯本身已經滅亡。”以內容和視野論，《古拉格群島》根據作者搜集到的由包括其自己在內的許多個人所提供的私人材料而寫成；《古拉格：一部歷史》則擁有更多私人材料，即“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在俄羅斯、美國、以色列、西歐以及其他地方出版的大量回憶錄”，較之先前，幸存者重現歷史的能力更強。盡管阿普爾鮑姆多次以“歷史巨著”來形容《古拉格群島》，但她仍然只是將其當作幸存者回憶錄之一來對待。此外，《古拉格：一部歷史》還采用了索爾仁尼琴當年無法看到的另一類材料：“我盡可能地以被廣泛使用的檔案材料來證實回憶錄的內容——說來似乎很矛盾，不是所有人都喜歡同時使用這兩種資料來源。??如果使用得當，它們（指檔案材料）可以解釋回憶錄所無法解釋的一些關于勞改營的事情。尤其是，它們有助于解釋為什么設立勞改營——或者至少解釋斯大林政權認為勞改營將會達到什么目的。”《古拉格：一部歷史》因此具有比《古拉格群島》更為宏觀的視野。索爾仁尼琴將自己的作品定義為“文藝性調查初探”，阿普爾鮑姆所寫的則是“一部歷史”。《古拉格:一部歷史》是一部涵蓋但并不替代《古拉格群島》的作品。
也許在許多讀者——包括俄羅斯讀者和中國讀者——看來，《古拉格:一部歷史》與《古拉格群島》之間的種種不同未必具有實際意義，他們未必需要有人在卷帙浩繁的《古拉格群島》之后再寫一部這樣的巨著，甚至就連《古拉格群島》可能都已不再需要。顯然，時間把今天的俄羅斯人與古拉格隔開了；對于今天的中國人來說，除了隔著時間，似乎還隔著空間。索爾仁尼琴當年揭露古拉格順理成章，因為他就是一名受害者，同時迫害正在進行；而阿普爾鮑姆記述古拉格好像并沒有充分的理由——她是一個外國人，一己境遇與之無關。
然而，這恰恰構成阿普爾鮑姆寫作的理由。其一，旨在記載一部歷史，不使湮滅，——俄羅斯總理梅德維杰夫說，“所有這一切必須留在俄羅斯歷史中，永遠不能再發生，因為發動一場對于自己人民的戰爭是最大的犯罪”，至少，他所說的第一句話已經在《古拉格：一部歷史》中實現了。其二，阿普爾鮑姆認為，古拉格絕非偶然發生的歷史事件。
在完整詳盡地敘述了古拉格的興衰始末后，她以下面這段話作為結束：“對不同社會如何把鄰居和同胞從人變成物知道得越清楚，我們就對導致每一次大規模迫害和大規模屠殺的特定環境了解得越充分，就對我們自己人性的陰暗面洞察得越透徹。寫作本書并不像陳詞濫調常說的那樣，‘為的是使這種事情不再發生’。
寫作本書是因為，幾乎可以肯定，這種事情還會再次發生。極權主義哲學曾經對成百上千萬人產生過——而且還將繼續產生——巨大的吸引力。正如漢娜•阿倫特所曾指出的那樣，消滅‘目標敵人’仍然是許多獨裁政府的主要目的。我們需要知道這是為什么——因此，關于古拉格歷史的每一個故事、每一部回憶錄、每一份文件都是這個謎題的組成部分，都是對它的一種解釋。沒有它們，終有一天我們將在醒來之后發現，我們不知道自己是誰。”一言以蔽之，罪惡其實也有它的“普世價值”，所以災難才有可能普遍發生。
因此，《古拉格：一部歷史》是一部警世之書。或許同樣因此，它還是一部孤獨之書。雖然該書獲得普利策獎并被譯成多種文字，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作者的寫作初衷。但是，人們未必真的愿意面對世界，或者真的愿意面對自己。
正如作者所指出：“也許更為嚴重的是，許多俄羅斯人還以為他們已經對過去進行了討論，盡管幾乎沒有進行。至少，當人們向年紀較大的俄羅斯人詢問為什么現在難得提到古拉格的話題時，他們回避了這個問題：‘一九九○年我們只能談論這個，現在我們不再需要談論它了。’”同樣，古拉格作為一個歷史事實，“也還沒有進入西方公眾的意識之中”。就中原因之一在于，“意識形態同樣使我們無法通過正常的方式了解蘇聯以及東歐的歷史。從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開始，少數西方左派就在竭盡全力為蘇聯勞改營以及造成勞改營的恐怖統治進行辯解”，她舉了一個例子：“在莫斯科公開審判期間，當斯大林專橫地判決把成千上萬名無辜的蘇共黨員關進勞改營時，劇作家貝爾托特•布萊希特對哲學家西德尼•胡克說，‘越是無辜，他們越應該去死’。”
這種狀況實際上一直延續至今。作者說：“這大概是因為左派哲學的鼻祖——馬克思和恩格斯——同樣是蘇聯哲學的鼻祖。有些術語也是通用的：群眾、斗爭、無產階級、剝削者和被剝削者、生產資料所有制等等。對蘇聯的譴責太徹底就有可能殃及某些也曾經被西方左派奉若神明的東西。”
話說至此，已經涉及根本：古拉格肯定是意識形態的產物；沒有意識形態主導，就不可能發生這種人類悲劇。即如作者所說：“另一方面，列寧——像對他亦步亦趨的那些布爾什維克法學理論家一樣——還認為，蘇維埃國家的建立將會產生一類新型罪犯：‘階級敵人’。階級敵人反對革命，并且公開或者經常是隱蔽地企圖破壞革命。階級敵人比普通罪犯難以識別，而且更難改造。不像普通罪犯，決不能相信階級敵人會與蘇維埃政權合作，因此，與普通殺人犯或竊賊相比，務必給予他們更加嚴厲的懲罰。”此種意義上的“階級斗爭”，是在人類中強行劃出一部分，稱他們為另一階級，實際上是把他們劃出人類，然后與之斗爭，直至將其消滅。在這里，意識形態既是理由，也是目的。這是一種意識形態性的暴行。在世界歷史上，此類暴行并不鮮見，可以上溯到宗教裁判所甚至更早。它以正義為名，所以沒有底線。與其他暴行不同，它不是由個人或者團伙實施的，而是由整個社會實施的。
對于包括“西方左派”在內的知識分子來說，古拉格以及類似暴行應該具有一種警醒作用：藉此徹底反思自己的意識形態——無論它們源于何處，甄別進而祛除其中可能產生古拉格這種體系的那一部分——無論它們曾經受到多么冠冕堂皇的標榜。知識分子，從根本上講應該是這樣一種人：在公共事務上一以貫之地明辨善惡，拒絕任何權宜之舉和左右搖擺，同時盡其所能揚善抑惡。
可以順便一提前些時候有人就歌德和貝多芬面對國王的不同表現所發表的言論：“當面對國王的儀仗揚長而去沒有任何風險且會贏得公眾鼓掌時，這樣做其實并不需要多少勇氣；而鞠躬致敬，會被萬人詬病，而且被拿來和貝多芬比較，這倒需要點勇氣。”在我看來，與明辨善惡相比，勇氣并不具有終極判斷的價值。單單標舉勇氣而回避甚至枉顧善惡之辨，就有可能理所當然地做任何壞事，或者拒絕做任何好事。
作為一個中國讀者，讀完《古拉格：一部歷史》，我想到了約翰•多恩在《緊急時刻的禱告》中所說：“誰都不是一座島嶼，自成一體；每個人都是廣袤大地的一部分。如果海浪沖走一塊泥土，大陸就少了一點點；如果一個海角，如果你朋友或你自己的莊園被沖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將使我蒙受損失，因為我包蘊在人類之中。所以，不要打聽喪鐘為誰敲響，它為你而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