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未能打贏朝鮮戰爭，這使美國領導人深感不安。因此，他們在戰后二十多年的漫長歲月里，總在想方設法傷害阻撓美國取勝的紅色中國。
其實，中國對美國并不構成威脅，不僅如此，它在東亞追求的國際目標實際上也和美國的一樣，即和平、貿易，并與蘇聯保持距離。然而，由于美國領導人心懷強烈的報復欲望，所以針對中國還是投入了過多的精力。
美國領導人以報復的心態拒不正視上述事實，堅持認為中國意欲征服整個東亞。這些顯然與實際不符。可是美國領導人在很大程度上還是相信過去對紅色中國的指控，當時中國一開始干預朝鮮戰爭，就被扣上了“侵略”的帽子。然而希望什么就相信什么，因為美國領導人被中國人的行為激得怒不可遏，他們需要有一個“侵略成性的中國”存在，這樣才能證明他們要摧毀中國政權的迫切愿望是正當的。而中國曾徹底挫敗過美國。
當朝鮮戰爭最后停火時，美國最高軍政領導人向美國人民傳達了一個樂觀的信息。他們帶給人們的印象是：美國實際上贏得了勝利，因為它遏制了共產主義的發展。……
但是在美國高層領導人的心靈深處和私下商討中，卻有一種深深的受挫感，這種情感因無法向公眾透露而變得特別強烈。他們明白，本來在1951年就可取得的和平卻延至1953年才最后得到。他們知道兩年所受到的一切痛苦、犧牲和損失通通都是無謂的；1953年的最終停火線和1951年的幾乎沒有多大差別。1953年美國所接受的條件兩年前也許就有可能達到。
這且不說，盡管美國公眾很少有人了解真實情況，但美國領導人卻心中有數，他們曾計劃征服北朝鮮，使之與李承晚的南朝鮮合并，而這一計劃卻被紅色中國挫敗了。1950年9月仁川登陸后，美軍又入侵北朝鮮，其唯一原因便在于此。美國領導人知道，遭到失敗后進行的戰爭實質上是一種沒有目的的戰爭，但公眾卻鮮有人知。
最令人感到沮喪的是，紅色中國人用少得可憐的武器和令人發笑的原始補給系統，居然遏制住了擁有大量現代技術、先進工業和尖端武器的世界頭號強國美國。
戰勝曾經打敗過美國的敵人，當時已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主要目標。的確，從朝鮮戰爭的挫折中產生的敵意，已使美國領導人對人民共和國的怒火驟升為一種血海般的深仇，其中的狂熱、固執與非理性完全同實際危險不相一致，也跟它和其他任何國家（包括蘇聯在內）之間平息下來的爭執截然不同。
1951年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奧馬爾·布萊德雷曾經說過一句非常有說服力的話：同紅色中國的沖突，將會是一場同“錯誤的敵人”進行的“錯誤的戰爭”——因為美國面臨的巨大危險是擁有核武器的蘇聯。盡管美國領導人承認這一現實，而且事實上也并不準備直接進攻中國，但他們對北京所抱的仇恨，卻遠比對克里姆林宮的要深得多。這一點有兩個事例可以說明。首先，美國對中國進行制裁，實際上是禁止與紅色中國開展貿易，竭力阻止中國發展成為工業國。這些制裁比對蘇聯進行的還要苛刻，即眾所周知的“中國差別關稅”。華盛頓還迫使其他國家也對中國進行類似制裁。盡管其他國家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后期放松了制裁，但美國卻繼續了二十年之久。
美國特別敵視中國的第二個例證，是1953年11月5日（即朝鮮戰爭結束尚不足四個月時）國家安全委員會所做的決定。該項決定作為美國一項官方政策，旨在摧毀中國共產黨的政權，而國家安全委員會對蘇聯從來都未作過這樣的決定。
為了替這種極端的對抗立場尋找根據，美國只得堅持說紅色中國人侵略成性，無可救藥。美國領導人在心目中為這種侵略臆造了三個證據，即：中國在朝鮮進行干預；北京有意攫取臺灣；中國人支持自1946年以來一直支持越盟反法叛亂。
然而這三個證據中沒有一個能證明中國的侵略。進入朝鮮的行動從嚴格意義上說是防衛性的，其目的是為了保留一塊歷史盾牌，保護北京周圍的中心地帶。對北京來說，決心拿下臺灣乃是中國內政問題，因為就連蔣介石也認為臺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北京對越盟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防范措施，因為中國擔心美國會干涉越南，消滅共產黨，在中國的南疆建立一個由美國扶植的國家。這與美國支持印度支那的反動勢力相比，北京對越南共產黨的支持是不過分的，而且完全是處于自我保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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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紅色中國的敵視在臺灣問題，以及在該問題的處理辦法上表現得最為充分。……
美國下定決心保護蔣介石國民黨，為制造根據，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于1953年11月宣布，臺灣對美國在遠東的防御地位十分重要，美國要繼續使該島“獨立于共產主義之外”。
本來在1949年時參謀長聯席會議就曾判定臺灣在戰略上并不重要，但現在卻又重要起來，這并不是因為臺灣的軍事重要性提高了，而是因為國民黨還占有一小塊中國地盤，由此可以引申并保留一種假設，說它仍是整個中國的合法政府。這樣就可給美國以口實，阻擋紅色中國加入聯合國取得安理會的合法席位，同時也可在外交上否認中國。
美國曾一度想暗中幫助蔣介石重新奪取大陸。這是1953年艾森豪威爾當選總統后不久的一種推測。當時總統決定“放開”蔣介石的手腳，不再限制國民黨攻擊大陸的目標。但這種想法很快就壽終正寢，因為國民黨的軍力太弱，無法從事這一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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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初，美國將臺灣列為保護區；5月國會授權艾森豪威爾，可以動用武裝力量保護臺灣地區；2月9日參議院又批準了美臺共同防御條約。這樣一來，美國就已正式奉行“兩個中國”的政策。英國和美國的其他友好國家反對美國采取這樣一種僵硬立場。從那時起，美國不顧大多數聯合國成員國的意愿，獨家支持國民黨留在聯合國。
只是由于北京躊躇不決，才使臺灣海峽的重大對抗得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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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此同時，中蘇之間的一場根本沖突也正使昔日的朋友反目成仇。蘇聯害怕熱核大戰，正尋求與西方和解。但是紅色中國卻被美國的行動排除在文明國家的范圍之外，這令人十分懷疑美國的意圖。北京擔心蘇聯會以中國為代價與美國結成同盟。
1959年6月，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出爾反爾，撤銷了他在兩年前達成的幫助中國發展原子彈的協議。中國領導人深信他是在討好華盛頓。然后，赫魯曉夫又公開攻擊人民公社。在北京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之后不久，赫魯曉夫建議毛澤東接受美國所提出的“兩個中國”的方案。這是一項完全不能接受的建議。1960年6月赫魯曉夫將幫助中國發展工業的一千四百名技術人員全部撤回，并帶走了圖紙和技術資料。從此以后，兩國間的敵意便公開化了。
1961年元月，約翰·肯尼迪當選總統，此時他本有一個絕好的機會，利用中蘇之間的分裂，與人民共和國達成諒解，從而孤立美國的主要對手——蘇聯。但肯尼迪卻暴露出了對中國的偏見，這一點并不亞于艾森豪威爾和杜勒斯。他不僅不設法與中國解決糾紛，反而同蘇聯謀求諒解，并于1963年7月建議，美蘇兩國攜手發起一場先發制人的進攻，對中國新疆羅布泊的核彈試驗基地進行打擊。但赫魯曉夫未為所動。
在肯尼迪執政期間，繼續孤立北京已毫無道理，因為中國的動機不再有任何可疑之處。十多年間，中國與各國間的相處十分審慎，越出國界的行動只有一次（即在朝鮮），而當時也只是為了保護他們本國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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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于1964年10月16日爆炸了自己的原子彈，并于1967年6月19日搞出了氫彈。中國從而作為一個大國完全登上了世界舞臺。這證明美國孤立中國的政策已變得極端危險，因為如果中國繼續受到蔑視，并被拒于聯合國大門之外，那么奢談限制核武器就毫無用處。然而約翰遜總統得知中國爆炸原子彈后，卻做出了恰恰相反的反應，他暗示中國要利用原子彈進行訛詐。而事實上此時周恩來總理已告訴約翰遜，中國永遠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器。
1969年元月尼克松成為美國總統之時，很少有人認為他會改變美國對紅色中國的既定政策。中國當時已是核大國，尼克松曾任艾森豪威爾的副總統，無疑是一名反共分子。然而尼克松卻成為羅斯福以來第一位對中美關系進行透徹分析的總統，他還同國務卿亨利·基辛格一起認識到，讓這個擁有世界上四分之一人口的大國重返國際社會是絕對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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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2月，當尼克松及其夫人聯袂訪問北京時，他們得到了絕大多數公眾的支持。這兩個偉大國家也終于恢復友好關系。倘若沒有朝鮮戰爭，兩國的和解肯定會來得更早。這場痛苦而可悲的沖突就是這樣給兩國的未來投下了一道長長的陰影，并使整整一代人背上了沉重的負擔。
